小江筒子勤快泡茶，乔若茜第一时间交上笔记本。
高总翻完递给江主任，自己打了一个电话。
电话没按免提，但从高总说的话能听明白大半。高总问的是笔记本上细写的案子，接电话的大概是省高院的什么人。乔若茜原以为此案还没过上诉期，余家想借记者争取舆论支持，但从高总略带诧异的追问，她发现那竟是省高院的终审判决，一审余父是判刑二十年，余二哥等也判了三到五年不等刑期。
乔若茜心中火起，绑架妇女儿童是犯罪，犯罪分子武力对抗警察，警察还不能开枪？就因为他们有山民身份？“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空话？至于余父“越权召集民兵”，众所周知我国目前阶段警力严重匮缺，光靠警察去解救，给那帮山匪送菜？可恨，这还是警察家属被绑架，如果是平头百姓，岂不是没救。
本来她还想为民工说说话，现在再没这心思了！她会想到绑架案频发与拖欠民工工资有关，是因为街机厅前的绑架案，知道她们救人、导致人贩子被群众打死的只有江主任，她想借此令小江筒子守口如瓶。但昨晚和江主任谈过后，她便知道没这个必要，江主任不存在告发她们的动机。今天她会旧话重提向彭boss进言，主要是存了为底层打工者请命的心思，但换个角度看，早在改革开放前没有农民工入城打工时，此地绑卖妇女就是习俗，现在愈演愈烈罢了。md统统是山匪，不值得同情！
看高总放下电话，她缓缓道：“余家姑侄被绑卖是一个典型案例，法庭这么判，媒体报道后，会激起人们心中强烈的不平。余家和民工八杆子打不着，多弄几个家里没有老板的受害者案件，让受害者站出来现身说法，将人们的视线转移到山区恶劣的民俗上。”
高总颔首，摸着下巴道：“绑卖妇女和拖欠工资并没有必然关系，从去年七八月开始我们省绑架案便居高不下，那会距年终结算还早呢。”
作者有话要说： 有些案子真是令人匪夷所思，不提九零年代，说一个我知道的两千年后的交通案：我一位老师的朋友，不是老板，是一个有身份地位的人，他某日因工作原因驾车经过某山村，突然一辆摩托横刺里冲出来撞上他的车。驾摩托的是个十五岁的少年，身手奇高，摩托车报废，而他只是擦伤。然后倒霉的车主被村民围困殴打，同行的人打电话求救。武警去了，车主却解救不出来，村民们要车主拿出一百万赔偿，后来车主赔了五十万得以脱身。如此典型的碰瓷，车主被打的不成人型，那个村的人袋袋平安一点事没有。
荒唐案件时有，炮灰将这个案子写在作话中，是事后警察告诫：“出了车祸赶紧驾车逃走，千万不能停车，逃走了再报警。”
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驾车逃走是违法好不好？而且转眼大帮村民涌上公路，撞死人怎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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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多事之日案叠案
乔若茜本想借贩卖妇女儿童案频发为民工说说话，大作用起不了，起码让彭氏重视这个问题，最好能给旗下民工结清工资。结果被石岭村案的判决激怒，一举想起买卖媳妇是民粹，和老板拖欠民工的工资并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进而想起“我穷我有理”也是民粹，以至于法庭判决都带着偏向性，不能忍受！
怒气加上要帮彭氏开脱，她提议“将人们的视线转移到山区恶劣的民俗上”。
然而“转移”这个词明显用的不妥，人贩子绑卖城市妇女，是源于山区有买卖妇女的传统，和企业拖欠民工工资扯一块未免牵强了些。但她尽管恨“山匪”，仍下意识同情民工苦干一年拿不到血汗钱，毕竟她也是打工族中的一员，高级点罢了。遥想刚吃文字时，被压低稿费甚至拿不到稿费，对民工的不幸她无法不感同身受。因而所以，不管有关无关，明示不便就暗示，以示本记者是这么看的，其他记者大有可能也这么看，彭氏且看着办。
听话听音，高总看出乔记者心中不平，肚里也有些委屈，指出绑架案居高不下是从去年七八月开始的，那会距年终结算还早。
乔若茜一愣，拍额道：“是哦！建筑工地民工的工资不是按月结，是按工程结，或者年结，只有腊月绑架案跳升，才能和拖欠建筑工地民工的工资搭上关系。”
“建筑工地民工”她咬的挺重，潜台词无非还是和老板拖欠工资有关，因为入城农民工并不是只在建筑工地干活，各行各业多了去。
李晓蔓恨透老家恶俗，外兼自己是从山村走出的打工族一分子，很不乐意和犯罪搭界。当下抬眼道：“按月领工资的农民工也不可能跑去绑架妇女儿童，想想我们工作过的那家工厂，包食宿发工服，工人吃住都在厂里，根本就出不来，怎么作案？”
江主任接腔：“人贩子是职业犯罪分子，他们赚惯了犯罪钱，哪会辛苦打工。”
乔若茜默默，觉得小江筒子的话有一定道理，但被迫犯罪也是存在的，那种员工出不来的黑心厂并不多，而且有些雇用农民工的企业不包食宿，员工天天出厂。拖欠工资的现象普遍存在，这些人领不到工资怎么活？犯罪率的提升，不会与此毫无关系。
高总心知李、江所言都不大站的住脚，不想继续这个话题，转而声讨本地恶俗——他亲历了特殊年代那场以盘岭县为导火索的贩卖女知青大案，当时他年仅十四岁，在大部队扫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