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士相见人多了，便下令立即将人组织起来，免得他们生乱。他亲自从那118名犯人中挑选出60名青壮，充为太平营的死士使用，死士营的队正由刚刚和邵九公谈过，脸上还青红一片的壮汉陈默担任。
陈默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便是先立威，他效仿狱中牢头狱霸，拉拢犯人中的较强者一同欺压那些较弱者，定下各项规矩，把个死士营弄得跟牢中一样黑暗。
对此，周士相视若不见，他只要听话的死士，至于这些几个时辰前还是犯人的死士遭受到什么不人道的对待，他并不在意，说实在的，哪怕陈默为了立规矩而打死某个不听话，敢于反抗的犯人，他也会当作这事没有发生，甚至还会派兵协助陈默镇压不愿意服从的犯人。
后世伟人曾说过，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周士相前世虽在人民军队服役，但军队归根结底是暴力机器，不需要士兵有独立的思想，更不能允许一百个人一百条心这种情况发生，服从，是军队的首要原则，诸如剌头、逆反者，是绝不能容于军队之中的。所以，当一个踏进军队的新兵在遭遇种种不适产生逆反，理论上的说服教育无法起到效果时，体罚或许是最为有效的手段。
周士相无意将后世的种种理论搬到17世纪的中国来，在他看来，任何一个超越时代特征搞出来的东西都是不切实际的，因此，在17世纪的军队中体罚士兵甚至杀死不听话的士兵无可厚非，没有什么可以指责的。
和单个士兵的悲惨遭遇相比，太平营的存在和强大压过一切，如果太平营败亡，那就不是一个士兵倒霉，而是无数的士兵和他们的家人倒霉！
造反是门技术活，如何让士兵听话就是其中的一门技术，周士相的选择很简单——暴力。
活在什么时代就要按什么时代的国情办事，诸如后世某些穿越小说喜欢在古代搞什么议会，三权分立，这在周士相看来就纯属臆想，一拍脑袋想出来的笑话。试问，在大多数百姓并不识字，没有任何文化的前提下，他们如何能独立思考，又如何能够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利？
不顾国情强行推行某些看起来“高大上”的政策，结果就是三权分立是有权者、有钱人坐而分脏的合法制度，议会也是地痞流.氓、官商勾结黑恶势力的俱乐部。普通百姓是根本无法参与这个游戏的，因为他们不识字，他们没有钱，他们没有权，他们更没有时间，因为他们要为养家糊口而忙碌。
民主，是有钱人的游戏。
周士相从不相信什么民主，他始终认为最适合中国的政治体制就是集权，在17世纪的中国更是如此，军队更是必须如此。
当然，现在考虑这些也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就眼前的问题，周士相看得很简单，死士就是用来送命的，如果这帮死士不听话，要来干什么？所以只要陈默能让这帮犯人听话，无论他使用的办法是什么，周士相的态度就是默许，他可没有精力去扮演什么青天老爷，这些犯人是不是冤枉，又是否不应做为死士白白送命，并不是他关心的事情。至少，不是现在的他应该关心的事，他现在应该关心的是如何让太平营存活下来并且发展壮大，直至彻底消灭满清，恢复中华。
那六百多逃荒到德庆的百姓中的青壮也被抽出组织起来，共有230人，一部分被补充进损失惨重的各队，余下一部分新编了两队，如此，除罗定赵四海那队兵外，太平营在西河渡的兵力就有8队，总共400人，其中死士营60人。
缴获的德庆绿营兵器被快速分发下去，四十幅棉甲被分给了江西兵和罗定兵中表现突出者，二者中的大部分人也被火速提拔为伍长，这使得太平营的面目为之一新，伤亡惨重造成的颓丧被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是士气大振。
死士营没有发给武器，倒不是兵器不够，而是没有必要。邵九公对周士相说，这帮人平日吃喝供着，也不用训练，到打硬仗时一人塞把刀，条件允许就多披层甲衣，让他们冲就是，死了拉倒。
对死士营的日后发展，周士相自然有自己的想法，不过眼下邵九公说得也没错，因此他并没有做出过多安排。
彭大柱从周围村庄掳来的那一百多青壮没有被编入军中，而是暂为夫子使用，周士相准备回到罗定后择其中愿意从军者留下，不愿意的放他们回来。
这些德庆青壮不同罗定兵，也不同这些逃荒过来的百姓，他们的家在德庆，亲人也都在德庆，如何会在太平营安心？强行留下他们的结果就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于其他们因为想家而大规模的逃亡，进而泄露太平营的真实情况，那不如就直接放他们回来，等日后有实力可以攻破德庆时再裹挟他们也不迟。现在把人强征入伍，不过是浪费粮食而矣。
周士相让还未从犯人这个身份转变过来的廖师爷去安抚那些青壮，许诺他们将太平营的伤员和物资送到罗定后就可以回家，每人还可以领取20斤大米和一两银子的报酬，他们家中被抢的牲畜也可以得到一定补偿，总之，太平营是大明王师，是大明西宁王李定国部下的仁义之师，绝对不会做对不起百姓的事。
这个许诺起了很大效果，至少，这一百多德庆青壮对太平营的敌视减弱不少，不再是由士兵喝骂鞭打干活，而是主动了许多。
有承诺总比没承诺得好，有希望也总比没有希望得好，相较从前那些拉夫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