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打开手电筒,开始巡视四周,东西通道是木制地板,踩上去会出声音,我想确定会不会有人来,便用力跳了几跳,声音很大,还有清晰的回音,结果是我进到了“无人区”;正中是水泥楼梯,很宽,我借着楼梯口宽阔的窗户照射进的月光,可以不开手电筒上到二楼、三楼,五楼是极顶,一扇巨大的窗户告诉我:到了最高处了。我可以在这里俯瞰东面的整个果园和东场,但脚下是朦朦胧胧的轮廓,我扒在巨大的窗框上,迎着果园送入的习习凉风,晃动着身体,到了得意忘形的地步,因为,此刻,我独自占有学校的一大部分空间,而且呼吸的是别的小朋友无法呼吸到的空气,玩的是大孩子也无法玩的高空运动。我的视野从远处渐渐收回到脚下几乎垂直的方位,我这才现,脚下竟然是一片茂密的竹林,我特别喜欢竹子,尤其是刚刚折下的碧绿的竹子,实际就是那种带着绿叶的竹枝,因为我那时弄不清楚它到底是树还是草;正如我那时喜欢松针一样,我也弄不明白它是树叶还是树枝。喜欢松树也许是男孩子的天性,但喜欢竹子也许只是好奇吧,因为在北方,它太少了,尤其是在关中地区,只有公园里或深山里才见得到,而我们学校那时就有竹子,简直就是我的新现!几十年不去了,不知道学校现在变成什么样子了,大学城的新校区很美,但我不喜欢,她缺少成材的树木,植物都是低矮的,几乎到处都是裸露的,没有可以称为幽静的环境氛围,现在的旧校区也是十几年没去了,应该是“面目全非”了吧。
“不许你占我的地盘!”,我身后一声低沉的呵斥,中断了我的得意和幼稚的遐想,我不屑回头:“又不是你家,这还是我的地盘呢!”,是个老女人的声音:“我可是几十年前来到这所学校的!”,我仍不回头:“我还是第一个现竹林的呢!”,她哈哈大笑到:“那是我从汉中带过来的,张学良将军还因为我引竹成功夸奖过我呢!”,我转过头问:“谁是张学良?我怎么看不见你?”,她的声音好象在我头顶盘旋着:“我已经死了。”,我有点不高兴:“那你还和我争地盘?我只能晚上偷偷来这里,白天不让进来,我玩儿一会儿就走,不和你争地盘。”,她继续说着自己的经历:“我是从美国回来的植物学家,为了抗战舍弃了在美国的一切,没想到,刚刚看到祖国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革了我的命。”,我想起来了:“噢,我知道了,你就是那个跳楼的走、资派!你不是没死吗?都说你种的竹子救了你的命。”,她很委屈:“可我后来还是想不通,他们是要整死我,那种人格上的侮辱我无法接受,我在国外是十分受人尊重的,作为中国人,我任何地方都不输给美国人,可我的同胞却让我遭受了在美国也没有过的侮辱,我还是服毒自杀了,我是热爱社会主义,拥护,热爱的呀!”,我很认真地告诉她:“你热爱的顺序就错了,应该先是伟大领袖,然后是,最后才是社会主义。”,她感到疑惑:“这有什么区别吗?”,我回答:“当然,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你没听歌里都是先唱毛、主席的吗?红卫兵人人都戴毛、主席像章,我也有,上学了才能戴。”,她问:“你这么小,怎么知道这么多?”,我直接回答了她的问题,因为她是死人,我不怕:“我必须知道这些,因为我爸爸是右派分子。”,
她的语气很担心:“好孩子,可不敢对人这么说,你会吃亏的。红卫兵、红小兵会打你的。”,我有些得意:“我爸爸虽然下来了,但他还是省委常委委员,因为他是马列研究的权威!红卫兵不敢打他,他们背地里叫我爸爸盛克思。我也不怕红卫兵,我都会背老三篇了,还会许多语录!比他们会的多!”,她叹息着:“你要是再学点别的该多好!”,我问她:“学什么?”,她吱唔着:“比如英语、数学、物理、化学什么的……”,我不同意她的要求:“不行,英语是美帝的话,大家都学苏联话,可苏联变修了,所以只能说普通话,你说的后面的,我要到中学才能学呢。”,她又开始叹息:“唉,真可惜!”。我们彼此沉默了一段时间,我看不见她,所以就不想着去找她,只要她能和我说话,但我感到有些累了,我的眼睛渐渐地闭上,瞌睡虫来了。
“别睡着!孩子,不能睡!”,我被她的声音震醒了,她急促地对我说:“好孩子,快从窗户上下来,回家去,这里不是你呆的地方,长大了要好好学习,有了知识才能效力国家……”,后面的我听不太清楚了,好象来了许多人,我从窗户上下来,躲在墙拐角,听那些声音是怎么回事,七嘴八舌一痛训斥:“反革命、走,资派、狗特务、帝国主义的走狗!你刚才说的话我们都听见了,你死了还做反动宣传!在这里你还要接受改造和批斗!”,我站了起来,大声喊着:“不许你们欺负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