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成大朋这几年在巴达维亚所取得的功绩，何夕当然十分赞赏，他知道自己这个部下在一线的活动能力的确非常强，而且对荷兰人的了解程度也是安全部里首屈一指，巴达维亚的情报站负责人可谓非他莫属。所以当初成大朋返回三亚任职一段时间后又提出要南下回巴达维亚常驻，何夕也是一口答应下来，因为他很清楚只有把成大朋部署在巴达维亚，才能发挥其最大的作用。
但同时何夕也注意到，成大朋在巴达维亚乃至南海地区的行事越来越表现出强烈的个人风格，很多事情都是由他自行策划实施，虽然也会按照安全部的制度向三亚报备，但主动请示工作的时候却是越来越少了。
这倒不是成大朋的忠诚度出了什么问题，何夕依然确信这名部下对国家的忠心耿耿，只是成大朋常年在距离海汉本土数千里之外的地方单独行动，的确也不可能时时事事都向本土请示之后再做决定。
这种模式的好处就是一线的情报人员能够对当地局势变化及时作出反应，不会因为来回请示而错过了大好机会，同时对情报人员的独立运作能力也有一定的提升作用。但弊端也同时存在，情报机构本来就是特权部门，给予这些在外主持情报工作的官员过大的权力，很容易就会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这样的事例在安全部所属的驻外情报官员当中并不是没有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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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成大朋这几年在巴达维亚所取得的功绩，何夕当然十分赞赏，他知道自己这个部下在一线的活动能力的确非常强，而且对荷兰人的了解程度也是安全部里首屈一指，巴达维亚的情报站负责人可谓非他莫属。所以当初成大朋返回三亚任职一段时间后又提出要南下回巴达维亚常驻，何夕也是一口答应下来，因为他很清楚只有把成大朋部署在巴达维亚，才能发挥其最大的作用。
但同时何夕也注意到，成大朋在巴达维亚乃至南海地区的行事越来越表现出强烈的个人风格，很多事情都是由他自行策划实施，虽然也会按照安全部的制度向三亚报备，但主动请示工作的时候却是越来越少了。
这倒不是成大朋的忠诚度出了什么问题，何夕依然确信这名部下对国家的忠心耿耿，只是成大朋常年在距离海汉本土数千里之外的地方单独行动，的确也不可能时时事事都向本土请示之后再做决定。
这种模式的好处就是一线的情报人员能够对当地局势变化及时作出反应，不会因为来回请示而错过了大好机会，同时对情报人员的独立运作能力也有一定的提升作用。但弊端也同时存在，情报机构本来就是特权部门，给予这些在外主持情报工作的官员过大的权力，很容易就会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这样的事例在安全部所属的驻外情报官员当中并不是没有先例。对于成大朋这几年在巴达维亚所取得的功绩，何夕当然十分赞赏，他知道自己这个部下在一线的活动能力的确非常强，而且对荷兰人的了解程度也是安全部里首屈一指，巴达维亚的情报站负责人可谓非他莫属。所以当初成大朋返回三亚任职一段时间后又提出要南下回巴达维亚常驻，何夕也是一口答应下来，因为他很清楚只有把成大朋部署在巴达维亚，才能发挥其最大的作用。
但同时何夕也注意到，成大朋在巴达维亚乃至南海地区的行事越来越表现出强烈的个人风格，很多事情都是由他自行策划实施，虽然也会按照安全部的制度向三亚报备，但主动请示工作的时候却是越来越少了。
这倒不是成大朋的忠诚度出了什么问题，何夕依然确信这名部下对国家的忠心耿耿，只是成大朋常年在距离海汉本土数千里之外的地方单独行动，的确也不可能时时事事都向本土请示之后再做决定。
这种模式的好处就是一线的情报人员能够对当地局势变化及时作出反应，不会因为来回请示而错过了大好机会，同时对情报人员的独立运作能力也有一定的提升作用。但弊端也同时存在，情报机构本来就是特权部门，给予这些在外主持情报工作的官员过大的权力，很容易就会形成尾大不掉的局面，这样的事例在安全部所属的驻外情报官员当中并不是没有先例。对于成大朋这几年在巴达维亚所取得的功绩，何夕当然十分赞赏，他知道自己这个部下在一线的活动能力的确非常强，而且对荷兰人的了解程度也是安全部里首屈一指，巴达维亚的情报站负责人可谓非他莫属。所以当初成大朋返回三亚任职一段时间后又提出要南下回巴达维亚常驻，何夕也是一口答应下来，因为他很清楚只有把成大朋部署在巴达维亚，才能发挥其最大的作用。
但同时何夕也注意到，成大朋在巴达维亚乃至南海地区的行事越来越表现出强烈的个人风格，很多事情都是由他自行策划实施，虽然也会按照安全部的制度向三亚报备，但主动请示工作的时候却是越来越少了。
这倒不是成大朋的忠诚度出了什么问题，何夕依然确信这名部下对国家的忠心耿耿，只是成大朋常年在距离海汉本土数千里之外的地方单独行动，的确也不可能时时事事都向本土请示之后再做决定。
这种模式的好处就是一线的情报人员能够对当地局势变化及时作出反应，不会因为来回请示而错过了大好机会，同时对情报人员的独立运作能力也有一定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