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皇，李恪来到书房，开始思考今天让自己感到疑惑的几件事情。
首先，就是李孝恭被封宗正寺卿，而不是历史上的吏部尚书。
宗正寺卿是从三品，吏部尚书是正三品，从品阶上就可以看出吏部尚书要比宗正寺卿高。而相比宗正寺，吏部尚书的权利要大，所管一部之事涉及大唐的礼仪外交等，是一个是实权部门。虽然，宗正寺卿所管的都是宗室的事，但是能有什么事情让他管，轮到他管的事情的时候他能管得了吗？能涉及到宗室王族的事情，不是一个王爷就能管得了，只能用皇帝亲自过问。
所以，宗正寺卿只是一个闲置官职而已。历史记载，李孝恭只是一个武豪之人，胆识不凡，奢豪，喜欢游乐，自养歌姬舞女百余人，整天陶醉于饮宴之中。然而格宽容仁厚，无骄矜自伐之色。唐太宗李世民十分亲近他，这在李姓宗室中再无第二个人。宗族中，也唯有李孝恭与江夏王李道宗兄弟二人最为当时人们所称颂。李孝恭曾怅然地对亲人说：“吾所居宅微为宏壮，非吾心也，当卖之，别营一所，令充事而已。
身殁之后。诸子若才，守此足矣；如其不才，冀免他人所利也。”由此可见，李孝恭并非是因为受到别人的打击，或者是李世民的猜忌。他能对亲人说出那样的话，说明宗正寺卿是他自己谋取的，如此做法只是他急流勇退的一个信号，这位王爷已经不想在大唐的权力中心有所作为，只想过平淡的生活。而李孝恭急流勇退之后，宗室唯一能有所作为的当属江夏王李道宗。
所以，李恪觉得，是否和李道宗建立良好的关系，让李支持自己，这关系到关陇集团中一部分人对自己的态度。至于李孝恭，他也不能轻视。毕竟，能成为两代帝王的都欣赏的将才，立下赫赫战功的他，即是不在朝堂，对朝局也能影响一二。
其次，就是李世民为什么把他以前的秦王府赐给了自己呢？这是很突然的事情，是李恪没有想到的。至少，历史上李世民并没有如此做法。
由此可见，他在甘泉御书房和李世民的一番对话明显为这次能赐府秦王府起到了决定的作用。这也说明李世民现在很重视自己，赐府秦王府似乎在是在给自己一个信号。
“到底里面包含着什么深义呢？”李恪自语道。
虽然，自己没有能够被册立为太子，但李世民似乎有自己的考虑。赐府秦王府，虽然没想像李承乾被册立太子一样对自己的肯定，但也是一份荣耀。
武德年间，李世民进封秦王兼尚书令，领右翊卫大将军之职，当时的秦王府又称天策府，可见李渊对李世民的器重。所以，秦王府无论从规模还是装饰都不会比东差，李世民在这个时候把自己的秦王府赐给李恪。
显然，不是让他做历史上的秦王，学他发动政变，他是在政变中弑兄杀弟登上皇位的。所以，他是不会让同样的事情在自己的儿子中发生。因而，赐秦王府给自己，李恪确实在欣喜的同时有点忧虑。
第三，就是马周，李恪刚在酒楼结识的贞观名臣。历史记载，盛世明君唐太宗曾有一段四请马周的故事。太宗不仅在创基业、马上定天下时注重求贤，在登基称帝后，更是思得忠良以匡辅国政。
他“四请马周”破格用才的故事，显示出他思贤若渴的明君本色。贞观三年，天下大旱，严重的灾情已危及到国计民生。作为一国之君，唐太宗忧心如焚，多次率百官求雨并极为虔诚的谴责自己。只是风霜雨雪，都是自然现象，并非人力所能控制，多次求雨无果后，唐太宗便召集群臣商量对策。
他宣布，无论文臣还是武将都要指出朝廷政令的得失，并切要有几条具体的意见。这可难坏了武将常何，他回到府中，愁眉不展。正好家中一位名叫马周的落魄朋友，漫游到长安，借住在他的府中。得知了常何的为难之事，马周不加思索，伏在案上，洋洋洒洒，一挥笔就写了二十多条建议，文辞非常优美。次日早朝，常何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将奏疏呈给太宗。
太宗一看，颇为震惊，这些建议有有据，切中时弊，确属可行，但武夫常何决非有这神来之笔，便问他是何人所写。常何告诉太宗是马周所写。太宗又问马周是何样之人，常何便向太宗简要介绍马周的情况：“马周是清河荏平（今山东荏平）人，家境贫寒，但勤奋好学，尤其通先秦诸子的典籍。不过由于他自负才学出众，格难免清高孤傲，因此郁郁不得志。起初他在博州一所学校教书，常受地方官的训斥，一怒之下便拂袖而去，离家远游。穷困潦倒的他，经常受人欺凌，历尽艰辛来到长安，遇到了臣，臣觉得他乃当今一大奇士，就让他住在了家里。”
李世民一听常何门下居然有这么一个奇才，非常高兴，立刻就想见见这位人才。于是命人到常何府中将马周叫来，可没想到马周架子还很大，被派去的侍从一个人回来了。唐太宗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再次派人去请马周，一直派出了四次使者，才把这位格高傲的马周请到了皇。当唐太宗第一眼看到这位穿着普通却气质非凡的年轻人时，就感到了这个人非同一般，于是和颜悦色的和马周谈起了当时政治局势以及为政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