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伟见打开保险柜无望后，就把桌上文件一一翻阅检查，发现夹杂在里面，有一张未写完的钢笔字草稿，就递给赖富强查看，赖富强接过来，坐下来掏出自己携带的越文字典，对照着翻译出来，竟是阮黎给前线部队正在书写的命令：‘游而不击保存实力避免损失我们的主力大军，正从境外柬部返回，再坚守三天就是胜利’这是天大的秘密呀！当赖富强翻译后自己脊梁也汗渍渍的，急忙递给正在边上等待的杨强，龙伟凑过来一起看完，这才明白阮黎仓皇藏匿的情报，就是这个命令的依据呀！
原来是这两个接壤一起抗击外来侵略反对殖民统治的患难兄弟，终因红色高棉(2)的领袖波尔布特的大肆屠杀和排外侨民而反目成仇了，“高棉”本是柬埔寨最大的一个民族，占全国人口80；因此，柬埔寨人一般都习惯于称自己的国家为高棉，自称为高棉人。在柬埔寨的历史上，“自由高棉”与“红色高棉”都极其著名，“自由高棉”通常被称为“反动武装”，美国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收买”了他们，1970年朗诺政变时也是依靠这支武装；而“红色高棉”，是外界对以原柬埔寨□□为核心的□□的称呼。这个组织的核心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波尔布特，这个出身于比较富裕的农民家庭的人，据说幼年时胆小得连杀鸡都不敢看。1949年，他赴法国留学，参加了柬埔寨留法学生组织的马列主义小组，负责宣传工作；1953年回国后进入丛林，参加反法殖民主义斗争；1954年在金边一所私立学校任教，参加柬埔寨高棉劳动党的建党活动并从事地下工作；1960年3月，在金边火车站一个废弃的火车厢里，正式举行第一次代表大会，宣告了高棉劳动者党正式成立，波尔布特成为三常委之一；1963年在柬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正式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书记，同年离开金边转入丛林从事军队、游击队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而就在这一年，西哈努克亲王宣布红色高棉为非法组织。1966年“高棉劳动者党”正式改名为“柬埔寨□□”。在越南战争期间，红色高棉对保护那时著名的生命线——胡志明小道，起了重大作用；1975年，在波尔布特的指挥下，红色高棉一举击败由美国支持的、由政变上台的朗诺政权，1975年４月17日这一天，柬埔寨“全国解放”，红色高棉在世界上再创了一个“农村包围城市”的成功例子。波尔布特的红色高棉就轻易地祭起了“民主”的大旗。1976年1月柬埔寨颁布“新宪法”，定国名为“民主柬埔寨”，把原来的“柬埔寨共和国”给废了。“民主”在名义上的实现是非常简单而容易的，挂在国家名称之前也一点不难。作为“政治家、军事家、柬埔寨领袖、民主柬埔寨政府总理”的波尔布特，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极其落后的柬埔寨，开始了史无前例的“社会主义实践”。他的首个伟大壮举，就是一夜之间将首都金边的二百多万居民“打扫干净”—金边居民庆幸战争结束，但还没来得及欢迎胜利者，就接到紧急疏散的命令。在蜂拥而至的士兵们持枪踹门逐户督促清理下，人们匆忙带着点随身用品，没有明确目标地逃往农村。三天后，200万人的金边成了“居民不足三万、只有一家商店”、“没有小汽车，人人都靠步行”的空城。至少有两三万人死于疏散途中。
红色高棉称这是因美国飞机马上要来轰炸，后来又说是怕城里隐藏着大量阶级敌人。事实上，是红色高棉没有经验、也不准备学会管理大城市。在他们看来，城市是资本主义的丑恶象征。它会腐化干部和群众。要建设理想社会，就必须消灭城市。把他们统统赶到偏远农村去，当然不是“接受再教育”的那么简单的。所以在占领金边后，波尔布特马上宣布要建设一个“没有富人和穷人，没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的理想社会。他自己也处处“大公无私、艰苦奋斗”。在他的英明领导下，柬埔寨无阶级差别、无城乡差别、无货币、无商品交易、无正规学校、无邮政电信、无公共交通、无医院、无宗教、无法律法规、无广播电视、无出版物、无私有财产，甚至没有家庭。人们的生活都被规定好了，何时可以吃饭，何时必须劳动，何时允许□□，都安排得“井井有条”。他实行“平均分配”的原则，在全国建立“农村合作社”，农民和下乡的“新生者”除了保留睡觉的铺盖外，其他私有财物全部充公；每个村成立一社，三十至四十家编为一个大组，每组成立一个公共食堂，每十人一桌吃大锅饭；已婚的夫妇则被分开编组，一两个星期才允许“团聚”一次；合作社天天吹哨出工和下工，田间地头插着红旗，一片片黑衣人围着汗巾在挖土挑担；全国老百姓和军人只发统一样式的黑色“革命服”禁绝其他服装，姑娘穿花衣服就被定为“资产阶级思想。在1976年年底，波尔布特就忧心忡忡地指出“党的躯体已经生病了”，他大约是从党的内部嗅到了让他不安的气息，于是一大批中央高层领导被血腥清洗，这就是“清理阶级队伍”；在金边附近的一个集中营（“s-21监狱”），就有近2万“有问题”的人被关押，大部分进入s21的人实际上都没有犯下被指控的罪行。s21的运作逻辑是，首先抓住一批“叛徒”，然后严刑拷打逼迫他们承认他们的罪行。因为不认罪是不被接受的，即使是最忠诚的红色高棉同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