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旁边站着的一个人又把我两的“丰功伟绩”陈述了一遍。我和裴满只注意到赵老师的脸色越来越难看，
“哦，这两孩子到挺会想着法儿玩儿，没有受伤吧？”年轻男子微笑着看向我和裴满，
“没有，没有，对不起，这两个孩子是鼓号队里最小的孩子，好动了点儿——-”赵老师连忙说，脸，有些红润，又象有些兴奋，又象有些害羞————
“没受伤就好。他们能溜进来玩儿，我们管理上也有疏忽，不好意思。”年轻男子微笑着微微一颔首。我和裴满互瞄了一眼，眼底的交流不言而喻：赵老师被“煞”到了！
直到把我们两带回营地，赵老师竟然不是首先对我们一通劈头盖脸的训斥，而是，兴奋地跑向带队的另一位老师，
“我见着樊宁了，我见着樊宁了！通用亚洲执行总裁咧，他和杂志上一样帅，温文尔雅，风度翩翩————”我和裴满同时呼出一口气。多谢那位“樊总裁”。
项存睁开眼，头有短暂的眩晕。又闭上眼，呼吸着枕边熟悉的淡香，佛狸的发香总让我有静谧的幸福感。
起身，一眼就看到开放式吧台上放着一杯牛奶以及一盘煎好的荷包蛋，旁边还有面包，果酱。一张纸条，“你醒来时一定冷了，用微波炉热热吧。”
微笑着一一照办，脑海里想着的却是，不久前在这里忙碌的小身影。很温暖。“铃——-”家里的电话突然响起。随手拿起桌上的报纸，接起了电话，“喂——”
“项存，你好了些吗？”是老妈。“恩，好多了。”我咬了口面包，盯着报纸漫不经心哼了声，“佛狸今天去上海，你送她没？”“上海？”放下报纸，我皱起眉头，
“咳！早说昨天让她来我这儿，你非要带她回去，我送她去还可以给她买些吃的，孩子出趟远门，肯定很多家长都给大包小包预备着，你昨天才下飞机，又生病，自己都——-”
“她去上海干嘛？”“你不知道？他们学校参加鼓号队大奖赛——-”“咳！妈，佛狸是去参加比赛，不是去春游，准备那么多吃的干嘛——”放松下来，我重新拿起报纸，
“比赛也是出了远门！小孩子都注重这！”老妈的话让我微弯了下唇。佛狸可不是庸俗的小孩子。“对了，你下午去接佛狸，”“恩，”那是自然，“然后，直接回这边，”
“那算了，今天我带她在外面吃。”从回来到现在，我和小丫头还没正经说上一句话呢！“不行！佛狸的妈妈今晚也过来。”
有些郁闷地放下电话。也没办法，那是佛狸的妈妈，她唯一的亲人。无所事事。今天一天的目的，仿佛就是等着下午去接佛狸了。
没事儿，窝在书房一整面墙的影碟架上翻碟子看。《孔雀》。我笑了笑。
突然想起，我关于孔雀印象最深的记忆是，回国第一年去人艺看话剧《鸟人》，濮存昕扮演一个心理分析专家，他对别人或者是他被别人咄咄逼人地追问：“孔雀开屏的时候你是不是专门溜到孔雀的后面去看它的gāng_mén？你有窥阴癖！”
这大概是我第一次亲耳聆听到比较艺术又比较尖锐的存在于艺术作品里的质问，这也许是我第一次接触所谓的思想。孔雀开屏有人看前面，原来也有人专门喜欢看后面。想想孔雀的后面，光秃秃、皱巴巴，收缩在一起的一个小眼儿，这对前面的美是怎样巨大的破坏和摧残。
可见，世间没有完美。
影碟看完，又饶有兴趣地上网看了些关于《孔雀》的评论，在有关回帖中，我更喜欢一个叫饭碗同志的话，“在每人只有一丈四尺五的布匹定量下，那片中的女孩子却竟可以私自做一个大降落伞玩，哪来的布？”我一看就笑了。
这符合了我的考证癖，也是无法回避的一个逻辑问题。我们应该都算是七十年代的人，难怪陶罐同志会按捺不住要批评，也许是在我们还健在的时候就这样编排我们确实有点明目张胆了。说到这我又想起简乐的外婆，每当看到影视剧里塑造的国民党，她总悻悻地说：“当我们这些人都死绝了？！”我充分怀疑《孔雀》的故事内容是向壁虚造的，更怀疑也许就是哪个姐姐脱掉裤子的情节激发了导演的创作热情。
当然，一部片子打发了一天的无聊时间，也值得。最后，我决定去弄一只孔雀羽毛去接佛狸，纪念为了等待她我打发掉的时光。
项存当我开车到学校门口时，佛狸他们乘坐的大客车正好停下来。最后面，我看见佛狸和裴满两个斜，还各拖着一个大麻袋从车上走下来。
两个人一下来都老实乖乖地垂立着双手，仰头听着老师跟他们交代什么，哦，不，好象在教训什么。老师招呼其他孩子进了学校，他们两个留在门口守着两个麻袋，垂头丧气地低着头，都不说话。
怎么回事？我下车穿过马路向他们走去。“佛狸！”“你这么快就来了？”佛狸看见我，一奇怪，还扭头朝校门前的大钟上瞧了瞧，
“什么这么快就来了，我估摸着点儿来接你的。”接过她身，小丫头还伸手去拖她身边的麻袋，“赵老师说进去给你打电话，我以为是她叫你来的。”微噘着唇，眉头也蹙起来，估计麻袋挺重，我接过她的手，“什么东西？”
“幕布。我们惹了祸，老师罚我们回去把鼓号队的幕布全洗了。”她走到后面，双手各拉起麻袋的一角，帮我抬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