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回陶凡，刘平说：“关科长，我送送你。”
关隐达忙说：“不要送，我走走，几步路。”
关隐达就在中途下车了。他不能让人家说闲话，一个秘书，就得小车接送。上班随小车一起走，只是为了接陶凡，下班就不能让小车送到楼下了。可是刘平每次忍不住都要说送送他，显得恭敬。
陶凡晚上不是没事，他要独自会会陈老，只是不想让关隐达跟着。不带秘书去，一则不在老书记面前摆架子，二则遇上难堪也没人在场。
吃过晚饭，陶凡交待夫人林静一，说散散步，就出门了。他沿着蜿蜒小径，缓缓下山。两年多过去，山上的桃树都长好了。正是晚春，满山落红。暮色苍茫中，落花多了几分凄艳。说不清什么原因，陶凡就喜欢桃树。每天上下班，他要在桃林中过往好几次。树影婆娑，屋舍隐约。他禁不住会深深地呼吸，感觉着有股清气浑身流动。
下了山，陶凡径直去了陈老住的那栋楼。想了想，估计南边一楼那套就是陈老的家。却不见屋里有灯。陶凡试着敲了门，没人答应。又敲了几次，门终于开了。
果然是陈老，问：“你找谁？”
“陈老书记，我是陶凡呀，来看看您老。”陶凡说。
陈老不说话，转身往里面走。陶凡见他没有把门带上，就跟了进去。灯光很昏暗，窗帘遮着，难怪外面看不见光亮。屋里有股霉味，很刺鼻。客厅里几乎没有家具，就只一张桌子，两张长条木椅。桌子是老式办公桌，上面隐约可见“西州地委办置”的字样，只怕很有些年月了；木椅也是过去会议室常用的那种，上面却刷有“西州专员公署置”，竟是五十年代的物件了。没有任何家用电器，惟一值钱的就是桌上的小收音机，也已是漆色斑驳。
“陈老，您身体还很健旺啊。”陶凡自己坐下了，注意不让自己挑二郎腿。
“一个人来的？”陈老答非所问。
陶凡说：“我一个人来看看您老，想听听您的意见。有别人在场，反而不方便。”
“又不讲反动话，有什么不方便的？”陈老说。
“那也是啊。我这是非工作时间，自己出来走走……”
没等陶凡说完，陈老接过话头：“到你们手上，公私就分明了啊。难怪你一定要到办公室才谈工作。八小时之外，是你自己的时间。”
陶凡说： “陈老啊，我跟您说啊，现在风气不如以前了，到你家里来的，都是有事相求的，总要送这送那。好像空着手就进不了门。所以啊，我就立了个死规矩，绝不在家里接待客人。”
陈老眼睛睁开一下，马上又半闭着了，问：“真是这么回事？”
陶凡笑道：“我为此事得罪过不少人的。有人说进我的门，比进皇宫还难。由他们说去吧。”
陈老说：“这么说，我俩的毛病一样了。我还以为不一样哩。我那会儿，上门送礼倒没什么。可是到了家里，他们就会套近乎，老领导呀，老战友呀。我听着这些话就烦。我就死也不让他们进我的屋。快三十年了，没几个外人进过我的家门。有人说我家是阎王殿，我也由他们去说。”
陶凡无意间挑上了二郎腿，又放了下来。听陈老说了这几句话，他想原来老人家并非不近人情。“陈老，您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吗？有事就要找我啊。您不要找其他人，直接找我就是了。”陶凡说。
“我没困难，群众有困难，许多群众还很苦，你是书记，要多替群众办实事啊。”陈老的眼睛总是半睁半闭着。
陶凡说：“陈老告诫得是啊。现在有些同志，群众观念淡薄了，有违党的宗旨。”
陈老低着头，像是自言自语：“我们都是共产党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同一个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个这个……方针政策决定之后，干部是决定因素。我们要听取群众意见，哪怕是反对过我们的意见。李鼎铭先生，一个民主人士，他的意见提得好，我们就接受了，这个精兵简政……”
陶凡不打断老人的话，不停地点头。陈老说的都是毛主席语录，却像有些人唱歌，从这首歌跑到那首歌里。见陈老停顿了一下，陶凡就说：“我会按照您的意思去办的。陈老，我想看看你的房子，可以吗？”
“没什么可看的。”陈老说着就站了起来，领着陶凡往里走，又说，“我只用客厅，一间房，还有厨房和厕所。那两间用不着，锁了好多年了。”
进房一看，里面就只有一张床，连凳子都没有一张。那床也是公家的，上面刷了“西州地区革命委员会置”。床上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就像营房里的军人床。
陶凡胸口不由得发麻：“陈老，您生活太清苦了。”
陈老像是没听见，什么也不说，就出来了。陶凡跟了出来，说：“陈老，您身体没什么事吗？我让老干局定期组织老同志检查身体，您老参加了吗？”
陈老说：“我身体没问题。”
“您安排个时间，我陪您去医院看看。”
陈老望望陶凡，又是那句话：“我身体没问题。”
陈老虽不像人们说的那样不可接近，却总是冷冷的。两人说了很多话，其实只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陶凡总是顺着陈老说，或是听他多说些。想同陈老完全沟通，肯定不可能。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