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但是她没有跑，而是来到法庭上把真相告诉你们。你们听见班迪先生问她为什么不哭，为什么在保释金听证时隐瞒了事实，她说她所做的这一切只是一个母亲在保护她的孩子。而她代之受过的那个说谎的人，那个真正的冷血动物，却根本不在乎他们将把她关进监狱，甚至送上死刑台，再在她的手臂上c入一支致命的针管。” ………… “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你们都是善良、正直的人们，你们将作出贝蒂无罪的裁决。 “这一点，本人深信不疑。” 午后2点，12名陪审员进入审议室。那天是星期五，几乎没有人在漫长的等待中离开法院所在的埃瑟斯市中心。陪审团于当晚8点半作出裁决： 本陪审团裁定，被告人贝蒂·露·彼茨被指控之谋财杀人罪成立。 据报道，在陪审长宣读裁决时，贝蒂面无表情。她应该早就料到了这个结果。那天到庭的贝蒂的四个孩子费怡、康妮、斐丽和波比，也全都跟麻木了似的，竟没有一个人流泪。 根据得克萨斯州法律，判刑应该在陪审团裁决后的第一个星期一。为了使陪审员们不致受到任何外界的干扰或他人观点的影响，杰克·荷兰法官让他们全体住进了假日饭店。他们在整个周末均不得看电视报纸，或与家人朋友通电话，但有关部门为陪审员们安排了丰富多彩的其他娱乐活动。 1985年10月14日，星期一，杰克·荷兰再次披上黑袍，正襟危坐于法官席上。他指示陪审团在量刑时务必考虑并回答两个问题。第一，被告人被裁决之谋财杀人罪，是否所有的疑点都仅存在于合理的范围之内？第二，被告人是否有可能在将来重犯类似之罪，并从而对社会或他人安全构成一种潜在的威胁？ 这里需要就第一个问题作一些解释。对一个人所犯之罪进行裁决，就好比从事一项科学实验。所有的实验结果都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准确，但只要其误差不超过某个被科学家们认为是合理的范围，该结果便被认可。在定罪量刑的过程中也会有误差，即疑点。或者说，公诉方有证据，被告方也可能拿出反证据。但只要这些疑点不超出人们常识所承认或允许的合理范围，则所裁决的罪行成立。不过，科学实验与定罪量刑又有不同之处。前者可以提供具体的尺度来判断误差，如通常人们所说的“误差不超过多少多少”，后者则完全是人为的标准。 按照惯例，仍由公诉人比尔·班迪首先发言：“你们都看到了季┟住お彼茨的遗骨所提供的证据：三处枪伤。贝蒂曾明确地告诉过她的两个孩子，罗宾和雪莉，她准备杀了季米。深思熟虑，精心部署，然后冷静地、冷酷地付诸实施。”比尔历数了贝蒂作案过程中的每一个细节和步骤，从构筑花坛到丢弃汽艇。 关于第二个问题，比尔·班迪说：“在短短的11年里，贝蒂曾先后向她的三个丈夫开枪，结果是两死一伤。如果用‘杀人成性’来形容这个女人，恐怕一点也不过分。可以想象，只要有机会，贝蒂还会故伎重演。陪审团的女士们先生们，你们有责任杜绝贝蒂·彼茨的下一次作案机会。请对两个问题都给出肯定的回答。” 被告方辩护律师伊芮·安鲁斯在他的陈词中说：“星期五下午，你们在审议室里呆了六个半小时。为什么？你们犹豫、彷徨、举棋不定，是因为你们心中的疑点还没有澄清，心中的疑团还没有解开。但是你们必须作出决定，尽管你们自己对那个决定也不十分满意。星期天，我在无意之中听见你们中的一位说：‘让我们去教堂吧。’是的，你们应该去教堂，那也许会使你们感觉轻松一点。今天，你们也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当你们为贝蒂量刑时，你们可以弥补上星期五的过失，同时减轻你们内心的负担。谁也不愿意在精神上背负着沉重的十字架度过自己的后半辈子，谁也不愿意在走完人生之旅回首往事时说，我曾经杀了一个人，一个无辜的人。给贝蒂一个重新生活的机会，也是给你们自己一个机会。所以我在此恳请你们，对两个问题都回答‘不’。” 陪审团只用了45分钟就送回了他们的答复，但不是伊芮·安鲁斯所祈望的答复。法官杰克·荷兰念完陪审团回答的两个“是”后，平静地对贝蒂说：“陪审团在量刑时再次裁决你犯有谋财杀人罪，所以你将被处以死刑。” 贝蒂终于沉不住气了，她厉声叫道：“不，我没有杀人！”随即痛哭失声。 由于贝蒂·彼茨因季米·彼茨命案被判处极刑，韦恩·巴克谋杀案的审理便依法予以取消。 贝蒂·彼茨在死囚牢中并没有消极地苦度余生。此后的十来年里，她利用各种机会多次上诉，将案子递交到各级法院重新审查，死刑的执行日期也一再推迟。贝蒂不再否认杀害韦恩·巴克和季米·彼茨的事实，只是反复强调她的所有五位丈夫，包括罗勃特·布兰逊和季米·彼茨，都曾对她施暴施虐，她是被无奈而不得不走向极端。贝蒂频频出现于报端。由于大女儿费怡的多方奔走和努力，1971年她被第二任丈夫比利·朗恩殴打后医生拍摄的照片被送上了全国性的电视网。贝蒂的眼泪和诉说换得了众多的同情与支持，不少人权组织反死刑组织及受虐妇女团体成为了她强有力的后盾，甚至出资为她另聘律师。以下文字摘自反死刑组织“大赦国际”的一篇内部通讯：
人世与坟墓之间（22）
在向联邦法庭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