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竟附近就有个长途客运点。何况鱼塘的钓客们好歹也得吃碗饭。
紧随养猪场，２ooo年冬天村子也要拆。起初说是划拨为一个三本的新校
区，结果一荒就是两年。直到去年那堵绵延而颓唐的围墙才被推倒，长出来的是
北方汽车城和若干名字都令人眼花缭乱的商业楼盘。全村十二个生产队分三拨被
安置到了平海的角角落落。出于乡土观念和某种可笑的尊严，村里组织人手到乡
镇和区政府闹过几次，最后也不了了之。当然，村干部都发了一笔，一种靠以往
卖树卖地卖机器所不能企及的大发。o１年４月份我们就搬到了这个城东北的御
家花园，有个二百来户吧，大多是以前的乡亲。我家在五楼。母亲习惯走楼梯，
我也只能跟着。「想吃点啥？」她那条白生生的胳膊在我眼前晃呀晃的。
「随便」。
「随便随便，随便能吃吗？」母亲在拐角转过身来，绷紧俏脸，却马上又笑
了出来。斜阳黏糊糊地趴在天窗上，仿佛时光在恍惚间遗落的一条残影。
当然不能随便，在母亲提供的短得不能再短的菜单中，我选了鸡蛋西红柿捞
面。母亲很快忙活起来。我问奶奶呢。她头也不抬：「听说你要回来，高兴得不
得了，谁知这会儿又跑哪儿啦？」我倚着门框，哦了一声。她麻利地拌着面粉，
呲呲呲的，一头青丝弹性惊人在肩头颤抖不止。我不由想到一个特别流俗的词—
—苍蝇拄拐棍也爬不上去。「咦，」母亲回头瞥我一眼，又扭过脸去，半晌才说，
「你也不累，歇会儿啊，监工呢这是？嫌热空调打开。」「不热。」我转身去开
空调。不等拿住遥控器，厨房传来母亲的声音：别开了，当心着凉。
吃面时我狼吞虎咽。母亲坐在一旁，说：「你不能慢点？」。
「好吃啊。」我伸了个大拇指。
「德性。」母亲笑笑，捋了捋头发。
「啥时候把头发剪了？」我盯着面，含混不清。
「还以为你眼不灵光呢。」椅子挪了挪，「就前段时间啊，短点也好打理」。
我没吭声。因为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打记事起母亲就是一头长发，偶尔也会
稍加修理，但剪这么短还是第一次。
「咋，可难看？」母亲突然说。
「哪儿呀，好看。」我抬头笑了笑，又埋了下去，「就是习惯了长头发」。
母亲没说话。我搅搅碗里的面，刚想说点啥，奶奶回来了。一阵风似地，她
老人家把我抱了个结实。「孙子哎——」她唱道。
晚饭就我们仨。父亲来电话说太忙，回不来。我自然也不饿。母亲就拌了俩
凉菜，做了个鳝鱼汤。黄鳝是自家塘里养的。步入二十一世纪后，我就再没见过
野生鳝。想当年我们冒着酷暑，沿河梁一路摸过去，一个晌午也能弄个两三斤。
螃蟹和田螺更不消说。然而村东那条河已干涸多年（事实上还存在与否都难说），
连平河都要时不时地靠市政调水来避免断流，至于鱼虾什么的——小礼庄鱼塘倒
是有一些。
「多吃点，你爸专门给捉的，看你瘦的，在学校是不是就不吃饭？」奶奶给
我掇了个鳝鱼块。她那股兴奋劲还没下去。自打进门她嘴都没消停过——一股脑
搬来好几个箩筐，东家事西家事，哗啦啦地倒了一地。我完全能理解奶奶那旺盛
的表达yù_wàng。平常父母忙，周围老人少，小区环境也不比村里自在，她老人家当
然憋得慌。
「是该多吃点。」母亲笑笑，或许还冲我眨了眨眼。
但我已经喝了瓶啤酒，实在消受不起。于是最后那一杯酒我给母亲端了过去。
她一仰脖子就见了底。我不由愣了愣。
「哎，」奶奶捣捣我，「房后老赵家大刚又给捉到局子里去了」。
「哦——为啥？」。
「为啥？还不是赌博，人家说还吸毒，反正就是给钱烧得慌，以前多实诚啊」。
「嗯」。
「他媳妇倒落个自在，不哭不闹，就差放鞭炮了」。
我把汤喝得嗞嗞响。
「我去看面发了没，」母亲起身，「一会儿蒸馍馍。林林你吃几个包子啊？」。
我吐出最后一块鱼骨，却不知说什么好。
奶奶又捣捣我，压低声音：「啥也别说，都是两套房给烧的」。
一碗汤喝得人满头大汗。翻翻手机，陈瑶也没回短信。我只好拍拍肚皮，滚
到了沙发上。随手捏了几个台，刚到中央五套奶奶就放话了：「又看黑人拍皮球，
有啥好看的？」我问：「那看啥？」她捶了捶脖子：「啥都行——看平海台啊，
这几天老说咱们村。」没有办法，我只好走过去给她老人家捏了捏肩膀。奶奶就
笑了。一不做二不休，我索性让她趴到了沙发上。平海台在播本地新闻，但多半
不会出现我们村——就算出现，也只会是北方汽车城。
然而紧接着的一条新闻就是凤舞剧团。我不由目瞪口呆。也不是目瞪口呆，
而是猛然在公众传媒上看到自己大名时那种不敢置信。同摄影棚布景一样，播音
员的声音透着股说不出的单薄和寒酸，似乎隐隐都能听见回声。不过画面一转便
是欢欣鼓舞的人民群众：昨日市红星剧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