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回音。
家里的电话又是秘书接起，回复也很简单：“他们在忙。” 我很生气，我不是下级，也不是求他们办事的人，我是他们的女儿，这种敷衍的话说给我听？气地挂了电话。 深夜，我接到我妈的短信：“暂时不要回家，在北京好好工作。”我赶忙拨过去，又是毫无回应。 这太奇怪了。我围上大围巾，去找杨宽。
杨宽家的保姆宝姨给我开门，站在楼梯上喊了他两声，没人应答， 倒是传下来一片喝酒划拳声。我自己上楼去。
他们在阁楼里吃烤肉，十来个人围着一堆柏木枝和篦子，篝火烧得红彤彤的，天窗开了一半，干冷的空气迅速沉了底，我推开门，打了个哆嗦。杨宽手里拿着火钳，头上戴着一顶貂绒帽子，在暖烘烘的火堆后面抬起头看着我，不，是直勾勾地盯着我。一瞬间我在他的眼神里看到了……可怜。
我无法自抑地发着抖，扶着阁楼门口的楼梯扶手，眼前一阵发晕，楼下客厅里白白黄黄的桌椅晃动得看不清楚。那一刻我无比厌世，无比希望我真的晕倒，然后可以逃避和停止思考。 杨宽被火烤得干燥暖和的手拉住我：“大老晚跑来干吗？” 我看着他深不见底的眼睛。我直接问：“我爸妈在哪儿？” “我不知道。”他平静地摇头。
“那么，你听说了什么？” “我什么也没有听说。” 我冷笑：“这一天我到处打听，外面都传他们失踪了，但我知道他们没有失踪。即使他们想，也不可能离开。” 他笑着说：“你瞧见了，我每天不过是吃吃烤肉、喝喝酒，外面空气不好，我很久没出门了。” 我也笑着问：“外面的空气差到什么地步？” “你又不是一直在房间里待着，还用问我？你也这么大了，没经过也见过。” “是啊。”我点点头。杨宽家的楼梯每一级都很高，我扶着那雕着各式猛兽的扶手，慢慢地下楼去。 宝姨在楼梯拐角的方桌前摆弄着一大把百合花，暖香熏人，昏昏欲睡；但我心里是明白的，并且每往下走一级，心里就更明白一分。 “披件衣服再走吧！外面起风了。”宝姨说。 我摆摆手，杨宽在我身后跟着。拉开门，狂风涌进来，好像被一只大手击了一掌一样，我倒退一步。 杨宽把外套和帽子都脱给我，我老实地穿戴了，跟他道别。 走下台阶，又走了三五步，门里透出的雪亮的灯光还铺在眼前。回头看，杨宽穿着单薄的衬衫站在那儿目送着我，冷风像洪水一样灌进去。
“要是我有什么危险，你会通知我吗？”我喊。风从我背后吹来。 他点了点头，表情看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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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守在家里不肯出门，一步也没有。吃喝只叫麦当劳，垃圾交给小时工。她拿起吸尘器想打扫，我说不用，只扔掉垃圾就好，快快走， 只留我一个人。
我一直在等人敲门，等得无聊，就把房间打扫了一遍。这大概是二十多年来我第一次做大扫除，连柜顶都踩着桌子擦了一遍，我累得躺在地板上，盯着灯罩发愣。
但是什么也没发生。几天后就是万圣节，也是陈白露的生日。 关于如何给陈白露做生日，薛先生和我谈过好几次。他想要办一个陈白露从未见过的盛大聚会，我笑着说：“陈白露并不热衷这些场合，有两年的生日她连我都不见，一个人悄悄地过去完事。”
“今年和往年不一样，二十四算个‘整数’。”薛先生说。 我低头想了想，可不是，我们俩都是二十四岁了。
我笑：“这有什么难的，多多花钱，酒、花、点心都要最好的，场地也要最好的，熟悉的和不熟悉的人都请上，您什么热闹没见过，还要问我？”
薛先生皱着眉头说：“我怕她身体禁不住，她太虚弱了。” “我知道陈白露不喜欢医院，这也不是一天两天养成的脾气，可是也不能什么都纵容她，以前我和她关系好的时候——”我顿了顿，接着说， “劝得急了，她也肯去看医生。她身体底子不错，但不能总这样拖着。”
“也不是别的病，是从前的肺病没有好利索。说起来也奇怪，”薛先生一脸忧虑和不解，“在冰岛明明好好的，也胖了些，回到北京又生病， 反反复复，一天好一天坏的，也不知道怎么着才能把病根去干净。”
我没有再说什么，答案只有那一个，从来就只有那一个。 我看着薛先生，我知道自己的眼神正像杨宽看我时那样，全是同情。
我同情这个男人，陈白露对自己的过去闭口不提，他对她一无所知。薛先生和我商量给陈白露大做生日这天，那个托陈白露介绍杨宽认识的商人因为经济问题被检察院起诉，据说问题不止一桩。这头陈白露和杨宽一千万已落袋，薛先生一点儿消息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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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圣节那天，天气回暖，连续几日的大风把阴霾吹得干干净净，天空碧蓝如大海。陈白露的二十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