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日本善于搞管理是天赋吗？”蒙贺顺口开了句玩笑。
“与其说是天赋，倒不如说是后天所形成的习惯。”宁崎替颜楚杰解释道：“他们所奉行的武士道就是一种绝对服从的体系，对下级武士来说，无条件执行上级的命令就是他们的天职，所以在我们看来，高桥南的服从性一直表现得非常好，并且他也会以自己为标准，去要求和训练他的下属。”
“高桥南在劳改营一直都是唱白脸的，我们用日本人去管理越南人，让高桥南去扮演恶人的形象，这样其实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避免我们与越南移民之间产生直接的冲突。”颜楚杰补充道。
说到这个话题，陶东来忍不住也开口阐述自己的看法：“关于归化民的种族问题，我认为大家不要过分在意，多民族乃至多人种并存于我们的管理之下，这样的局面我们迟早都会面对的。以后在我们的工厂中，部队中，很可能还会有日本人、越南人、朝鲜人、蒙古人、欧洲白人甚至非洲黑人的加入，我们不应局限于后世的认知，把语言、民族、人种、肤色作为区别国与国、内与外的界线，我们征收归化民的标准应该是基于对我们所施行社会体制的基本认同，对我们穿越政权的高度忠诚！”
“关于高桥南的工作安排，我认为这对我们今后从制度上解决********是一个很好的尝试机会。在座的各位应该都知道，在后世我们的国家因为错误的民族政策吃了太多的亏，追根究底，我认为在制度上对各民族的区别对待就是祸乱的最大根源！我们不搞什么‘两少一宽’，但也不能对其他民族、人种进行歧视性的对待，只有这样才能让不同民族、人种的归化民在最大限度上认同自己的新身份！”
“陶总，你说的这种民族政策不是不好，但我觉得像我这样的大汉族主义者很难认同你的观点，这样一来岂不是变相弱化了我们汉人的地位？”一向有前列皇汉思想倾向的蒙贺立刻就对陶东来的说法表示了质疑。
“你这么说是想扯到华夷之辨上了？你这种观点不是大汉族主义，而是狭隘的民族主义。”陶东来立刻反驳道：“就算按照老祖宗的说法，以《春秋》和‘三礼’来区分华夏和蛮夷，也只是从文化上来进行区别，说白了就是遵守我们的社会制度和文化传承，那就是华夏人，老祖宗可没说过要按肤色、人种什么的来区分华夷。我们需要做的是对归化民从文化上，从制度上进行同化，而不是从一开始就把归化民按照民族、人种等等条件区别开，分出汉人与非汉人的族群，如果那样做，我们不是就又走上了后世的错误老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