丧葬消费更奢华，王公勋戚，富家豪族，“以厚葬为奉终，以高坟为行孝，遂使衣衾棺椁，极雕刻之华，灵柩冥器，穷金玉之饰”1。高宗时笑里藏刀的奸臣李义府改葬祖父，“营墓于永康陵侧。三原令李孝节私课丁夫车牛，为其载土筑坟，昼夜不息。于是高陵、栎阳……等七县以孝节之故，惧不得已，悉课丁车赴役。……王公已下，争致赠遗，其羽仪、导从、蠕鞘、器服，并穷极奢侈。又会葬车马、祖奠供帐，自灞桥属于三原，七十里间，相继不绝。武德已来，王公葬送之盛，未始有也。”[10](卷82《李义府传》)
(4)娱乐。显贵们闲得无聊，会寻找一切可以娱乐的内容，各种娱乐项目在唐代就应运而生。为了表现出自己有财有势，许多人会一掷千金。高宗时奸臣許敬宗奢豪，“尝造飞楼七十间，令妓女走马于其上，以为戏乐”[8](卷236“许敬宗”条)。中宗景龙中，“妃主家竞为奢侈。驸马杨愼交、武崇训至以油洒地，築毬场”[8](卷236“杨慎交”条)。玄宗时郭英义“颇恣狂荡，聚女人骑驴击球，制钿驴鞍及诸服用，皆侈靡装饰，日费数万，以为笑乐”[10](卷117《郭英□传》)。安史之乱后，虽然国库空虚，经济困难，也阻挡不了官员们高昂的娱乐消费。据《大唐传载》载：“杜亚为淮南，竞渡采莲龙舟锦缆绣帆之戏费金数千万。于頔为襄州，点山灯，一上油二千石。李昌夔为荆南，打猎，大修妆饰。其妻独孤氏亦出女队二千人，皆著红紫锦绣袄子。此三府亦因而空耗。”[22](p884)
至此，我们不禁惊叹唐代官僚贵族的消费能力之高。唐代豪贵富人不仅有这样的财力，而且消费额也非常巨大。史籍中有一则德宗时的记载，讲述了一个得宠宦官的月消费额。当时陈少游向中官董秀行贿，“候下直际，独谒之。从容曰：‘七郎家中人数几何，每日所费几何?’秀曰：‘久忝近职，累重。又属时物腾贵，一月须千余贯。’”[8](卷239“陈少游”条)后来陈少游“请以一身独备七郎之费用”，每年给他送钱五万贯。唐中后期，随着宦官政治权力的加强，其经济实力也足以使他们跻身于高消费之列。
2.普通市民的低消费
虽然“金字塔的顶端会比巴黎的铁塔要高得多，而我们大多数人所处的地方离地不过一码”[23](p117)。高消费群体毕竟只是唐代城市市民中的一小部分，占市民绝大多数的手工业者和普通中小商人的消费水平绝对还达不到这样高的程度。但史籍中对他们生活状况的描写并不多。正如布罗代尔所说：“不幸的是，我们对于宫里的大场面比市井细民的生活了解得更多。我们更感兴趣的倒是用木桶运来的活鱼的鱼市，或者是那个野味市场……这里，不常见的东西掩盖了日常事物。”[24](p651)并且他还理智地推断出“中国潜在的贫困无所不在。皇帝、官吏高高凌驾在这贫困之上，一味享乐靡费，他们的奢侈好像属于另一个世界”[24](p650)。唐代给人的繁华印象和富贵人家奢侈糜烂的高消费也掩盖了普通市民们的生活真相。事实上，贫民低下的消费水平相对于唐代城市商业经济的繁荣，正是另一个更现实的世界。有专家曾指出：“传统社会一向置广大劳动人民于高消费之外。他们的消费水平总是被压抑在维持人口生存与人口再生产的最低水平线上下，市场消费能力几被剥夺殆尽。”[25](p243)在唐代城市中，处于这种消费水平的消费群体主要是社会地位和经济能力都较低的贫民。最典型的事例就是白居易笔下的卖炭老翁，“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26](卷4《新乐府卖炭翁》)。他的消费支出主要就是吃和穿，而且在寒冷的冬天还只穿一件单衣，连保暖的基本需求都无法满足。原为一小货郎的张守一在未被广陵吕用之提拔之前，贫弊不能生存，“乃负一柳箧，鬻粉黛以贸衣食，流转江淮间”[8](卷289“张守一”条)。他贩卖化妆品，收入很低，仅能换取最基本的衣食，和卖炭翁一样消费水平低下。而镇州有一贫妇“平生未尝获一完全衣”[8](卷158“贫妇”条)，更是穷到连衣服都穿不起的地步。杜甫的一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4](卷216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让我们在悲叹阶级社会的不公时，也可以看到城市中处于最低消费层次的平民有很多人是连衣食这一最基本的消费需求都无法满足的。
另外，在城市中还有一个挣扎在贫